～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我們曾經輝煌》
【第1章】：見可疑，立通報
這是一本關於美國的書，但卻要從中國開始說起。
2010年9月，我到中國天津參加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夏季會議。五年前，要到天津，得從北京開車三個半小時，才能抵達這有如美國底特律般污染嚴重且擁擠不堪的中國城市，但現在情況已經改變了。
如今，要去天津，只要到北京火車站南站，在那棟玻璃帷幕，橢圓形屋頂用三千兩百四十六塊太陽能電池板覆蓋，飛碟造型的超現代建築裡，點選電子票亭配備的中英文按鍵，就能買票搭乘世界級高鐵，直達天津市區另一座現代化寬敞火車站。京津城際高鐵在2008年啟用時，是世界最快的高鐵，中國的子彈列車行駛全長一百一十五公里的路程，只花了二十九分鐘。
會議在天津市梅江會展中心（Tianjin Meijia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舉行。如此豪華宏偉的建築，在美國只有少數城市才見得到。彷彿會展中心的外觀還不夠讓人印象深刻似的，此次會議的天津協辦單位還提供了一些說明和數據資訊（www. tj-summerdavos. cn）。資料指出，梅江會展中心的總樓地板面積是二十三萬平方公尺，整座建築從2009年9月15日開工興建，於2010年5月完工。讀到這裡，我掐指算算：9月、10月、11月、12月、1月……只花了八個月。
結束這趟旅程回到馬里蘭州的家，我對邁可和邁可的太太安恩談起這回天津印象，以及天津的建設有多麼快速。結果安恩問我：「不好意思，湯姆，你最近去過我們的地鐵站嗎？」我們都住在貝瑟斯達（Bethesda），常搭乘華盛頓地鐵進華府市區上班。我最近才去過貝瑟斯達地鐵站，自然知道安恩指的是什麼：地鐵站那兩部短短的電動手扶梯已經修了將近六個月。只要其中一部因修理而關閉電力，另一部就會停止運轉，變成供人步行上下樓的雙向樓梯。尖峰時刻，這往往造成極大混亂。每個進出月台的人都必須在停止運轉的手扶梯擠上擠下，有時光是離開車站就得耗掉十分鐘。關閉的手扶梯上掛著告示牌，說此一維修工作是大規模的手扶梯「現代化」計畫的一部份。
為什麼「現代化」計畫要耗時如此之久？我們做了調查。華盛頓都會區交通局（the Washington Metropolitan Transit Authority）發言人艾薩托（Cathy Asato）2010年10月20日告訴《馬里蘭社區新聞報》（the Maryland Community News ）說，「修繕工程預計約為期六個月，現正依進度執行。工程技師修理一部手扶梯需要十到十二周。」
簡單的比較，結果令人震驚：在中國，泰達建設集團（Teda Construction Group）僅用三十二週的時間，從打地基開始，蓋好一座的世界級會議中心，每個角落都有一座龐大的手扶梯；華府的地鐵工程隊卻需要耗費二十四週去修理兩部各只有二十一階的手扶梯。更進一步了解之後發現，本地的WTOP新聞電台，在2010年7月20日曾訪問過地鐵公司代總經理沙爾斯（Richard Sarles）。他的回答是，當然，這些手扶梯都很老舊了，「這些手扶梯一直沒有定期維修保養，我們已經跟不上時代了，所以必須急起直追……就在上星期，交通尖峰時間，杜邦圓環站的手扶梯冒出煙來。」
2010年11月14日，《華盛頓郵報》刊登了馬里蘭州金士頓的湯普生（Mark Thompson）先生的投書，寫道：
我看到貴報報導地鐵公司花了二十二萬五千美元去聘請「卓越垂直運輸（Vertical Transportation Excellence，VTE）顧問公司」對地鐵系統手扶梯與電梯的慘況進行研究……我相信這項研究是有價值的。但就一個搭乘地鐵超過三十年的乘客，我可以想出更簡單的方法來評估手扶梯的健康狀況。數十年來，它們安靜無聲且極有效率地運轉。但近幾年，手扶梯因為老化或部份零件耗損，運轉時產生可怕的巨響，那聲音宛如霸王龍雷克斯深陷在焦油坑裡拚命掙扎的垂死吶喊。
然而最讓我們覺得不安的是《馬里蘭社區新聞報》的報導，談到因為地鐵站似乎永無止盡的修繕工程造成尖峰時間綿長的排隊人龍：「住在貝瑟斯達，每天搭地鐵通勤往返市區的羅斯（Benjamin Ross）說：『我覺得，站在長長的隊伍裡，大家似乎逐漸習慣了。』」
街談巷議
大家是逐漸習慣與麻木。事實上，這種逆來順受的感覺正是今天美國普遍氛圍：也就是認為美國最美好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而中國最美好的將來就在眼前。這話題在美國各地茶水間、晚餐宴會、雜貨店結帳隊伍與教室裡發燒。我們聽到從未去過中國的孩子們心有疑慮。我參加了2010年9月在加州聖荷西（San Jose）舉行的國際教育設施規劃者委員會（Council of Educational Facility Planners International，CEFPI）的會議。議程中有一項「未來學校設計競賽（School of the Future Design Competition）」，由中學生設計心目中的綠色學校（green school）。
我在會議的最後一天早上見到入圍決賽的學生，和他們一起討論全球趨勢。談著談著，我問起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一位來自康乃狄克州老萊姆中學（Old Lyme Middle School）的金髮學生伊莎貝拉（Isabella Foster）說：「他們好像比我們更有野心與毅力。」我問她：「妳從哪得來這樣的想法？」她說她也沒辦法講得很明確，她沒去過中國，但心裡就是這麼覺得，因為現在到處都是這種氛圍。
美式足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因為嚴重的暴風雪，決定把預定在費城舉行的費城老鷹隊（Philadelphia Eagles）對明尼蘇達維京隊（Minnesota Vikings）的賽事延後兩天，引來賓州州長朗岱爾（Ed Rendell）憤怒抨擊。從他的話裡，我們聽見他對美國的疑慮。美式足球聯盟要求球賽延期，是因為不希望球迷在大雪覆蓋而打滑的路面開車。但朗岱倫認為這徵兆更令人不安—美國人變得軟弱了。「就美式足球來說實在很沒道理。」朗岱爾2010年2月27日接受體育廣播電台「97.5費城狂熱（The Fanatic in Philadelphia）」的訪問時表示。「我們變成軟腳蝦國家。中國人不管在什麼事情上都狠狠踹我們一腳。如果這事發生在中國，你想中國人會取消比賽嗎？他們會徒步前往球場，他們會一路大步走，一路計算微積分。」
我們在許多讀者投書裡讀到了疑慮，例如2011年12月1日的紐約時報評論版，在我那篇關於中國的專欄文章底下，有一則署名艾略克（Eric R.）的激動投書：
我們差不多已經從超人克拉克完全演化成卡通人物艾默福德（Elmer Fudd）與優塞米帝薩姆（Yosemite Sam，編注：皆為兔寶寶卡通中的反派人物）。我們過去習於擁抱挑戰，忍受艱困，壓抑恐懼，勇往直前踏進（未知的）荒野。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能架設鐵路橫跨美洲大陸，建構全國的高速公路系統、擊敗窮凶惡極的獨裁者、治癒小兒麻痺症，以及登陸月球。如今我們一面開車一面傳簡訊和化妝，玩電腦遊戲的時間超過閱讀，誓不運動，將打獵妖魔化，淪落到肥胖與糖尿病纏身。是拓荒精神使我們（曾經）成為地球上最偉大、一個受到景仰崇拜，譽為「卓異」（exceptional）的國家。
有時候，疑慮在我們最料想不到的時候襲來。從中國回來幾週後，我去白宮進行一次專訪。經過位於賓州大道的秘勤局檢查哨時我把手提包放進X光機檢查，再拿回來，然後抓住金屬門的門把準備進入白宮車道時，那門把竟然掉進我的手裡。我正想將門把塞回金屬門，旁邊站著的祕勤局幹員毫不在意地說：「噢，那常常掉下來。」
我們也經常聽到許多訪客的疑慮——有位住在貝瑟斯達的鄰居說，幾年前他雇用幾個德國來的女孩幫忙照顧小孩，她們有兩個問題百思不解：華府到底有多少松鼠，以及華府的街道為何這麼多的坑洞。她們就是無法相信，堂堂美國的首都竟然有這種坑坑窪窪的街道。
沮喪的樂觀主義者
那麼，我們真的要接受在某些圈子裡日益流行的看法：說英國擁有十九世紀，美國領導二十世紀，而中國將主宰二十一世紀——而且你只要搭機從天津或上海飛來華府，然後搭一段地鐵就會知道？
不，我們不能接受。我們之所以寫這本書，就是要解釋清楚，為什麼所有的美國人，無分男女老少，都不必屈服於這樣的觀點。論及美國的現在與未來，我們兩個都不會抱持悲觀主義。我們是樂觀主義者，但我們也很沮喪。我們是沮喪的樂觀主義者。就我們看來，這兩種態度並行不悖。我們是樂觀主義者，因為美國社會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多元的意見與才華、富於彈性的經濟，以及工作道德與追求創新的傾向，在這個充滿挑戰的世界，這些特質正適合繁榮發展。我們是樂觀主義者，因為美國的政治與經濟體系只要能正常運作，就能善用國家稟賦與精力去迎接國家面臨的挑戰。我們是樂觀主義者，因為美國人擁有豐富的經驗，可以同心協力完成艱鉅大事。我們是樂觀主義者，因為以往國家發展的成就，讓我們有充分的例證相信，我們必能克服當前的困難。
但這也是我們沮喪的原因。對於美國未來是樂觀是悲觀，不能僅僅取決於我們有沒有做大事的能力，或歷史上曾經成就過哪些大事，還要看我們有沒有意願再次動員完成大任。今天有許多美國人正在做有意義的事，但規模太小。慈善事業、志工服務、個人的開創精神：這些都很令人敬佩，但是當前美國最需要的是大規模的集體作為。
我們不能對美國悲觀，因為我們知道，這裡有這麼多具有創造力、富有天賦、努力工作的人們；但我們也不由自主的感到沮喪，因為我們發現，有好些人覺得美國沒能教育出他們所需要的勞動力，不允許他們引進積極奮發的移民人力，不肯投資他們所需要的基礎設施，不願資助他們發展的前瞻性研究，或比照我們的競爭對手實施高明稅法與投資誘因。
因此本書首章的標題就是：「見可疑，立通報」。這是國土安全部在全國各地的機場與火車站透過擴音器一再播放的至理明言。嗯，我們看到也聽到了一些可疑異狀，數百萬的美國人也都看到了聽到了。我們看到的不是留在樓梯間裡的可疑包裹，而是隱藏在視線清晰之處的；我們看到的東西對國家安全與福祉所造成的威脅，遠比蓋達組織更嚴重；我們看到的是，極有可能墜入年久失修、政治失序、以及對其現況與未來前景極為不安的國家。
這本書是我們的通報方式——指出有些地方不對勁，事情為什麼出錯，以及我們能做什麼與必須做什麼來加以修正。
然而，為什麼要現在說，為什麼如此緊急？
「為什麼是現在？」是很容易回答的：因為我們的國家正在緩慢的衰退，而且緩慢到讓我們還能假裝（或是相信）衰退並未發生。甘乃迪總統的姪子薛佛是永遠的樂觀主義者（Timothy Shriver，其父是特殊運奧會（gh Special Olympics）主席、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創辦人薛佛Sargent Shriver））他聽到我們在寫這本書時，反應是：「我們彷彿每一年都稍微滑落一些，卻聳聳肩，對我們無法控制的情況置之不理——這裡一點經濟不景氣，那裡一點社會問題，今年一些政治混亂。
我們每天都只走錯一小步，卻沒有人大聲說：停下來！」薛佛說，毋庸置疑，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希望成為有偉大理想與成就的國家，但是似乎沒人願意為此付出代價。」或者，誠如奇異（General Electric）公司執行長伊梅特（Jeffrey Immelt）所說：「今天我們美國所欠缺的，是透過同心協力解決某個一個重大難題所產生的自信。」上一次我們合力完成艱鉅大事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們認為這樣的緩慢衰退有四大原因：第一，自從冷戰結束之後，我們，特別是政治領袖，已經不再念茲在茲於兩個對公共政策執行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什麼樣的世界，我們需要如何做才能在這個世界裡興盛繁榮？美國空軍有一項由博伊德（John Boyd）所設計的戰略準則，稱為「OODA循環」。「OODA」指的是「觀察（observe）、定位（orient）、決定（decide）、行動（act）」。
博伊德認為，身為戰鬥機飛行員，如果你的OODA循環比別人快，就能在空中纏鬥中保持勝利。今天美國的OODA循環不但非常遲緩，而且經常雜亂無章。以今天美國的政治言論來看，嚴重缺乏觀察、定位、決策與行動，但卻有太多的叫囂、論斷、分化與延宕。在世界飛快前進的此刻，國家有效觀察、定位、決定、行動的速度，遠比以往更為重要。
第二，過去二十年來，身為一個國家，我們對一些最嚴峻的問題束手無策，特別是教育、赤字與負債，以及能源與氣候變遷。而今，問題已惡化到再也無法忽視，但如果不採取集體行動與集體犧牲也無法有效因應了。第三，事態更嚴重的是，我們已經不再投資於自美國創建初期，就造就我們成為偉大國家的傳統方程式。第四，如同將要說明的，我們一直無力修復問題，也無力重新投資於增強國力，因為美國的政治體系已經癱瘓停擺，而我們的價值體系正嚴重腐蝕。但是最後，身為樂觀主義者，我們將會提出如何克服這些難題的策略。
「為什麼緊急？」也不難回答。部份原因在於美國已不像二十年前那樣有資源與時間可以虛擲，當時預算赤字還在控制之下，而且最重大的挑戰似乎至少可以管控。特別是過去十年，我們耗費如此多的時間與精力——以及下一代的財富——去對抗恐怖主義，縱容減稅與廉價信用（cheap credit），以至於今天已無存糧。我們現在就像開著一輛沒有保險桿、沒有備用輪胎，油表幾乎歸零的汽車。如果市場或大自然突然往錯誤的方向暴衝，我們絕對無法像過去那樣擁有資源來保護我們自己免於最壞的結果。前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說：「美國向來會做正確的事，但前提是所有的路都已走不通了。」如今美國已經沒有時間再去嘗試其他的路線，再來做正確的事。
我們的急迫還來自於，美國的政治體系不僅無法面對，更別說能因應我們的終極挑戰。我們的目標不應該僅是解決美國的債務與赤字問題。這太狹隘了。處理這些問題很重要，是既急迫且關鍵，但這只是達成終極目標的手段而已。我們的目標是要讓美國繼續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也就是說，使用這些手段去降低赤字時，也必須投資於教育、基礎設施、研發，同時讓美國社會更開放接納有才華的移民，並修訂能治理經濟的法令規章。移民、教育，以及合理的規範，是美國卓越方程式的傳統元素。如果我們希望在未來數十年能徹底發揮美國人民的全部潛能，產生維繫永續繁榮所需要的資源，同時保持我們一貫擁有、且世界也需要我們擁有的全球領袖地位，那麼這些因素就比以往更重要。我們兩個作者並不只是希望重建美國的償債能力，更希望維持美國的崇高偉大。我們不是目光短淺的人，而是創建美國的人。
再談中國
為了保持美國的崇高偉大，我們正確的選擇不是變得更像中國，而是必須更像我們自己。當然，中國協助數千萬人民脫離貧窮，基礎設施現代化——從會展中心、高速公路、機場到房屋建築都有長足進展。中國努力不懈的追求經濟發展，積極主動的在世界各地找尋最好的方法，引進試用，然後加以發揚光大，種種措施確實令人佩服。
但是中國人仍然受限於諸多如同未爆彈的大難題：缺乏自由、貪腐猖獗、污染嚴重，以及壓抑創造力的傳統教育體系。中國的政治或經濟體系並不比美國美好。我們相信，為了延續驚人的經濟成長，中國終究必須採納更多美國制度的特色，特別是奠定我們成功基石的政治與經濟自由。中國不可能始終仰賴廉價勞工與廉價資本，或持續抄襲複製別人的創意。
然而，我們相信中國有90％的潛在利益來自於其二流的政治制度，極大部份都來自於獨裁統治。這也正是美國人所應關注的缺點：我們的潛在利益只有50％來自美國一流的制度。我們得到的遠遠少於我們可以、應該、也必須從我們的民主體制裡所獲得的。
簡而言之，美國最大的問題，不是我們無法趕上中國的種種進步優勢，而是已經過度偏離本身最擅長的特質。美國的未來不是要改採中國制度的特色，而在於必須藉由專注、道德權威、嚴肅態度、集體行動、堅毅不拔，讓我們的民主發揮功能，這些正是中國過去數十年來以極權手段激發的特質。
我們認為，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在全國各地茶水間聽聞的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比較，其實和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重點在於我們自己，中國只是一面鏡子。真正應該討論的是我們自身，以及美國所失去的自信。我們在中國身上看到過去曾經擁有的某些特質——那曾經是定義我們成為一個國家的特質——但現在似乎已經失去了。
薛爾（Orville Schell）在紐約主持「美中關係亞洲社會中心」（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是美國最具經驗的中國問題觀察家之一。他也參加了天津會議，有一天下午，他發表了有關中國最近經濟飛躍發展的重量級演說，後來我問他，為什麼認為中國的崛起讓美國人既不安又著迷。
「因為最近以來，我們發現自己竟然沒有能力把事情做好，所以提到中國的時候，我們總是帶著過度理想化的渴望。」薛爾回答，「我們看到他們總能把事情搞定，同時投注於某些我們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而且極為缺乏的事物上。」這種「夠力、搞定、全體動員合作、不計代價」的態度，曾讓我們建造了高速公路與水壩，並且把人送上月球。「這些曾經是我們童年文化的印記，但今天我們看著自己的國家有氣無力，而在此時，卻看見中國以同樣的活力朝氣蓬勃……中國拚命想向世界證明自己，美國卻似乎失去展現卓越的渴望。」薛爾繼續說：中國的動機是「渴望恢復中國的崇高偉大，不幸的是，我們卻不時覺得美國正逐漸失去這樣的動力。」
我們兩個人深有同感，但是並不希望美國是基於自負或沙文心態而實施某些政策以維護大國地位。我們寫作此書，是出於對國家的熱愛，我們深信，美國可以發揮良善的力量——對自己的人民，也對全世界——做到最好。我們深切明白，美國不是完美的，無論過去或現在。我們知道，每個星期都有美國政治人物接受賄賂；平民明明無辜卻被判有罪；應該用於蓋新橋樑、新學校、或補助開創性研究的公共經費被揮霍掉；許多年輕人退學；年輕女孩未婚懷孕；還有許多人不幸失去工作或住宅。憤世嫉俗的人說：「看看我們理想與現實間的落差吧，說什麼美國崇高偉大，全都是謊言。」黨派的死忠份子則說：「別管什麼落差，我們還是很『卓異的』。」我們認為，落差的確很重要，本書將會用很多篇幅來討論。但美國並不是由這些落差來界定。我們的國家之所以偉大——真正可以界定我們國家的——是我們現在與未來都會不眠不休的努力縮短這些落差，是我們不斷奮鬥塑造一個更完美的聯邦。現存的落差只讓我們看見自己應該更努力完成的工作。
容我再次強調：美國的問題不是中國，我們的解答也不是中國。我們的問題正是我們自己——我們正在做與尚未做到的，美國政治體系如何運作與失效，以及我們此刻遵循與忘卻的價值。我們的解答也還是我們自己——人民、社會與政府過去曾擁有光榮，未來依然能再創榮光。正因如此，這本書既是暮鼓晨鐘，也是信心喊話——徹底批判美國的現況，但我們的樂觀主義不會因此動搖，我們堅信，只要全國團結一致，終能有所成就。
【第2章】：我們始終忽視問題
雖然如今看來似乎顯而易見，但是在1989 年11 月9 日柏林圍牆倒塌的那個歷史性日子，沒人會料到美國正要鑄成一個國家所可能犯下的最危險錯誤：我們錯誤解讀我們的環境。我們應該還記得奧斯卡．王爾德的警告：「在這世上只有兩種悲劇。一種是得不到我們想要的東西，另一種是得到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美國經歷的就是第二種悲劇。我們達成了長期追尋的目標：以西方國家的條件結束冷戰。但是這個非凡的成就引領我們踏進新世界，卻也為美國帶來史無前例的挑戰。沒人警告我們──王爾德沒有，其他人也沒能像四十年前的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那樣對美國提出準確警告。
存活下來的不是最強健的物種，也不是智力最高的物種。
能存活下來的是最能適應變化的物種。
── 進化論
我們會對你做件可怕的事。我們要剝奪你的敵人。
──美國蘇聯問題專家喬治．阿貝托夫
（Georgi Arbatov）於冷戰結束後所言
1946 年，當年四十二歲的肯楠擔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公使，他在2 月22 日傍晚發出一份長達八千字的電報給華府的國務院。這則後來通稱為「長電報」（Long Telegram）的電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外交文件。隔年，電報濃縮版以筆名「X」刊登於《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 ），成為或許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一篇期刊文章。
肯楠的電報之所以聲望卓著，是因為這則電文形同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憲章。文中呼籲對蘇聯的軍事權力採取「圍堵」（containment），對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採取政治對抗。這則電文也促成了援助飽受戰火摧殘的歐洲的馬歇爾計畫；促成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和平時期成立的軍事同盟──以及美軍在歐洲的駐軍；導致美國的韓戰與越戰；導致了核武競賽；導致險些爆發核戰的古巴危機；導致世界各地透過軍事援助、間諜活動、公共關係、與經濟援助型式而進行的政治對抗。
1989 年的東歐共產政權垮台與1991 年的蘇聯解體，導致冷戰結束。然而那則「長電報」所傳達的訊息仍然是我們今天需要聽見的：「醒醒吧！注意！你的週遭世界已經產生根本的改變，不再是你所想像的世界了。你必須調適，因為國家的長治久安與未來希望都取決於此。」
時至今日，我們很難理解，當時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這個訊息有多令人震驚。肯楠的電報所描繪的世界，不是當時大部份美國人相信或願意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大部份的美國人認為，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美國應該和戰時的盟友俄國建立良好的關係，並且結束為求戰勝而不得不進行的全國總動員。而這則「長電報」所傳遞的訊息卻是，美國人這兩個快樂的假設都是錯誤的。美國領導人最終接受了肯楠的剖析，並採納他的建議。過不了多久，美國人民就知道他們必須提高警覺，必須有創造力，團結一致。他們知道必須促進經濟成長、科技創新與社會機動性，以免在全球性的地緣政治競爭中敗給強大的對手。冷戰確實有其醜陋的惡行與可恥的失敗──例如越戰與古巴豬灣事件──但也給美國政治與社會設下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們只要看看鐵幕後面的邪惡帝國──或者參與在小學地下室進行的核彈演習──就知道我們活在兩大核子強權爭奪主導權的世界裡。這個事實塑造了我們的政治內涵，以及我們領導人與人民的共識，其中之一就是時時提高警覺。我們無法永遠正確解讀世界，但我們對於國境之外的每一個重大趨勢都保持密切注意。
美國人剛剛見識過極權主義強國征服廣闊領土，脅迫自由社會重回黑暗年代。我們的國家必須勇於犧牲，才能扭轉強權侵吞的局勢。繼之而起的冷戰帶來了形式獨特的紀律。如果我們畏懼退縮，就要承擔被共產主義征服的風險；而如果我們爭勇好戰，可能引爆核子大戰。就因為如此，所以那是一個不容掉以輕心的嚴峻時代。
在座有誰知道怎麼寫電報？
然後，柏林圍牆倒塌了。宛如春天裡的百花盛放，美國人對未來懷抱的美麗假設也在花園中處處綻放。這很奇怪嗎？全球性衝突的結束也消除了延續兩個世代之久的陰霾，也就是在此之前對美國最具威脅性的挑戰：來自於蘇聯與國際共產主義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威脅。雖然沒舉辦正式的受降儀式，也沒有像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那樣歡天喜地迎接凱旋士兵，但是對美國和盟邦而言，還是宛如取得重大的軍事勝利一般。而就某些方面來說，也的確如此。就像在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德國，蘇聯放棄領土，並依據戰勝國政府的體制去改變其政府型態。於是，在CNN 上看到前共產國家的人民推倒列寧雕像，我們自然會鬆一口氣，變得比較沒那麼認真嚴肅，也以為需要採取集體行動的警戒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或許用得著另一份「長電報」。冷戰的結束確實是一大勝利，但也帶給我們巨大的新挑戰。只是當時我們並不明白。
藉由推翻共產主義，我們也讓這世上多了二十億和我們過著一樣生活的人：多了二十億擁有他們版本的美國夢的人，多了二十億實踐資本主義的人，多了二十億壓抑半世紀渴望的人，期待能像美國人一樣生活、像美國人一樣工作、像美國人一樣開車、像美國人一樣消費。世上的其他國家仰望冷戰勝利者著：「我們想過得像他們一樣。」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我們所存在的這個世界正是我們所創造出來的。
共產主義戲劇性結束，掃除了許多經濟競爭的障礙，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全球化帶來了國際安定與全球成長的正面成果，但也讓許多「新美國人」和美國本地人一起競爭資本與工作。就經濟層面而言，這意味著美國人必須跑得更快一些──也就是，更辛勤的工作──才能保持原來的地位。冷戰結束時，美國很像年復一年贏得全國跑步比賽的冠軍，但是這一次裁判頒發獎品給他時卻說：「恭喜！你不能再參加全國大賽。以後你要去參加奧運會，和世界上最強最頂尖的對手競爭──每天競爭，直到永遠。」
美國未能確實掌握目前發生的情勢，所以也不能及時應變。這段期間以來，我們已經鬆懈、已經投資不足，偏偏我們此刻所處的時代又需要我們更努力用功，更努力儲蓄、重建基礎設施，讓國家更開放，吸引更多外來人才。失去主要的競爭對手可能造成嚴重問題。如果沒有波士頓紅襪隊，紐約洋基隊會如何？如果沒有奧本大學橄欖球隊，阿拉巴馬大學隊又會如何？西方贏得了冷戰，但美國卻失去了敵人，過去讓我們對國家建設保持敏銳、關注與嚴肅態度的敵人──因為提供另一個不同於共產主義的成功選項讓全世界有目共睹，是我們極為重要的冷戰戰略。
從十年前開始，中國沿海、印度、巴西的經濟障礙已經開始降低。中國人可不像舊蘇聯的人民：據說舊蘇聯時代是人民假裝工作，而政府假裝付他們錢。不是的，中國人就和我們一樣，他們有著強烈的工作倫理，以及長期被壓抑的追求發達的渴望──就像是被搖晃了五十年的香檳酒瓶，正要拔開軟木塞，你絕對不想正對著軟木塞噴出來的方向。
況且，在冷戰結束的同時，科技也使得全球經濟賽場變得扁平，降低美國等已開發國家人民的優勢，提升了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力量。全球變遷的步伐之快是我們前所未見的。我們美國人花了好一會兒功夫才瞭解眼前的局勢。過去我們許多的新競爭對手都是低薪資低技術的勞工，而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面對了大量成長（特別是在亞洲）的低工資高技術勞工。我們都瞭解廉價勞工，但我們從來沒有應付過廉價天才，而且是大量的廉價天才。我們向來以歐洲為歷史參考點。未能理解我們生存在一個嶄新的世界，這成了美國極其嚴重且代價昂貴的錯誤。
當然，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年間，對於某些美國人與美國某些經濟部門而言，是格外有創造力的時期。這是資訊科技革命的時代，一場源自美國並散播到全世界的革命。這讓部份美國人變得有錢，也讓所有的美國人得到數倍於過去的管道，接觸資訊、娛樂，與彼此── 也接觸到世界的其他部份。這絕對是革命性的。但這也給美國人帶來可怕的挑戰，造成我們的失敗，讓我們無法有效因應資訊革命所產生的結果。而失敗的根源就是美國的過度自信。
「這狂妄自大與自滿的致命結合。」教育部長昂尼．鄧肯（Arne Duncan）對我們說：「我們是世界之王，但我們迷失了方向。我們沉迷於自己的榮耀⋯⋯我們不斷催眠自己，我們昨天成就了什麼。我們已經沉睡不起，靠著過去的聲望過日子。
我們像個四十歲的中年人，不斷吹噓自己當年在高中是個多了不起的橄欖球員。」就是這危險的自滿心態讓二十一世紀的美國出現坑坑窪窪的道路、鬆脫的門把，以及遲遲修不好的電動扶梯。但很不幸的是，美國基礎設施的困境還只是最小的問題。
四大難題
這就引出了本書的核心議題。事實上，冷戰結束所開創的新世紀帶給美國四個重大挑戰：如何適應全球化，如何因應資訊科技革命並加以調適，如何應處理因各級政府需求不斷增加而暴漲的龐大預算赤字，以及如何管理能源消耗增加與氣候威脅加劇的世界。這四項挑戰，以及我們如何去面對，將攸關美國的未來。
全球化的本質是人力、貨物、服務與資金跨越國界的自由移動。全球化之所以急遽擴展，是因為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透過彼此之間的鉅額貿易與投資，達成可觀的經濟成就。其他國家目睹這樣的成就，決定效法西方模式。中國、東亞與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印度、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前歐洲共產國家都踏進全球化的經濟領域裡。美國未能完全掌握全球化的意涵，變得更加全球化，部份原因是我們自以為早就掌握全球化的全貌了。
關於中國的種種議論可能會讓每個超過四十歲的美國人感到似曾相識。畢竟我們在1980 年代也曾經面對過來自日本的類似挑戰。當時的結局是美國繼續成長，而日本走向衰敗。這個經驗讓人相信今日的中國只不過是另一個規模龐大的日本而已。
中國驚人的經濟成長有部份源於全球化的擴展。但對我們來說很不幸的是，中國與全球化擴展所帶來的侵擾遠不止於此。過去，日本只威脅了一個美國的城市：底特律，以及兩項美國產業：汽車與消費電子。而中國——以及範圍更加廣泛的全球化——挑戰著每一個美國城鎮與每一項產業。因為電腦、電子通訊、全球資訊網與自由市場的整合，中國、印度、巴西、以色列、新加坡、越南、台灣、韓國、智利與瑞士（這名單真是族繁不及備載）對美國形成了巨大的挑戰。如果日本是冷戰時期襲來的龍捲風，那麼中國與全球化則是後冷戰時代在陸地盤旋永不出海的五級颶風。
麻省理工學院前校長查爾斯．魏斯特（Charles Vest）回顧1970 與1980 年代，當時一發現日本形成可怕威脅，「我們就採取為了回到戰場上不得不做的痛苦步驟。我們分析研究、重新定位、堅持不懈，變得更加強大。我們做到了。在這裡，做到這一切的『我們』就是美國產業。」但是今天我們需要更全面性的東西。
「這一回，」魏斯特說：「需要的是公眾的覺醒，政治共識的建立，優先順序的重新設定，為未來而犧牲奉獻，以及政府、企業界和國民的結盟。需要的是坦誠真相，明智投資、重振禮儀，讓我們政界與企業界的領袖都不再迎合我們愚蠢的本能。工程、教育、科學、科技顯然都是我們必須搞定的核心事項。畢竟，這是知識年代。美國不能靠著低工資、地理隔絕或軍事力而繁榮發展。我們只能靠著腦力而發達：準備周全且正確應用的腦力。」
如果說全球化為每個美國人的工作都帶來了壓力，那麼資訊科技革命已經改變了工作的內涵——因為電腦、手機、網絡、以及隨之衍生的社交媒體都已經普及了。許多舊工作遭到淘汰，但也有許多新工作產生——包括全新的產業——汰舊更新的速度比以前快得多。此外，由於幾乎所有工作都變得更加複雜，更加需要批判思考能力，使得每個美國人都要接受比從前更好的教育，才能保住薪水優渥的工作。你可以在高中畢業之後直接進入職場，掙錢支應中產階級生活的型態，也就是兩部美國最受歡迎的情境喜劇片——1950 年代由傑克．葛里遜（Jackie Gleason） 飾演公車司機羅夫． 克拉登（RalphKramden）的「新婚夢想家」（The Honeymooners ），以及1970年代以多彩多姿的紐約皇后區為背景，由卡諾．歐康諾（CarrollO’Connor）飾演阿奇．邦克（Archie Bunker）的《全家福》（Allin the Family ）—— 描繪的難忘年代，都已經成為往事了。你可以在大學畢業之後以相同的技能，做相同的工作，一做四十年之後，順利享受舒適退休生活的日子也已經消失了。資訊科技革命帶來了教育質變—— 必須擴展美國人的分析能力與創新技巧的挑戰。這任務的艱鉅程度，比從以馬匹耕耘轉變到使用拖拉機，從帆船進步到蒸氣船所面臨的挑戰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美國未來所面臨的第三項重大挑戰，是國家負債與年度赤字的不斷增加。負債與赤字自從冷戰以來已經擴增到危險程度，因為我們不靠增稅來籌足經費支應聯邦政府的開支，反而以借貸彌補差額。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借到好幾兆美元——其中相當大的部份借自中國和其他國家——是因為各國對於美國經濟的信心，以及美元從美國擁有全球經濟霸權時代就已扮演的特殊國際角色。
結果，美國擁有了美國版的石油財富：美元財富（dollar wealth）。因為美元從二次大戰以後就成為通用貨幣，所以美國能大肆印鈔與發行債務，讓其他國家瞠乎其後。因石油而致富而的國家很容易在財政上變得毫無節制，而可以自行印製美元面額財富的國家也容易掉入相同的陷阱。當然，自從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自從2001 年以來，美國在財政上遭遇史無前例的重大損失。而發生的時機又極為不巧：正當戰後嬰兒潮世代準備退休，並要開始支領社會福利與醫療保險所允諾給付的津貼。
年度財政赤字的累積就成了國家負債，而普遍引用的數據雖然令人怵目驚心，但事實上卻還是低估了美國納稅人的負擔程度。這些數據並未包括州與市龐大甚至（在部份案例中）很可能無法償還的債務。據估計，州級政府背負著三兆美元與退休金相關且未設基金的債務負擔。特別是紐約州、伊利諾州與加州，未來幾年的負債與政府可望收到的稅金收入之間有著非常大的落差。
加州的瓦雷荷市（Vallejo）擁有人口大約十一萬七千，在2008 年5 月宣布破產。瓦雷歐市耗費約百分之八十的預算去支付組織工會的警察、消防員，以及其他公共安全人員的薪資與福利。加州的崔西市（Tracy）登上新聞版面，因為該市在2010年宣布，市民今後必須支付九一一緊急服務的費用——每戶每年48 美元，低收入戶每年36 美元。如果居民打九一一電話，且首先趕赴現場的人員實施了醫療救治，那麼費用將自動跳升到300 美元。當然會有人呼籲聯邦政府對部份義務負起責任。
而聯邦政府也面臨壓力，要對某些實質上已經破產的私人退休金計畫伸出援手。大部份的估算都認為，為資助預算赤字而借貸的項款，政府只須支付合理的利息。然而，對於美國政府信用價值的疑慮，可能會導致財政部提高利率，以找到足夠的公債買主。而這又將大幅增加債務總額——須視未來的利率會有多高而定。簡言之，我們整體財政情況的惡化程度超乎想像。
有個專門追蹤「美國未償付公共債務」的網站顯示，2011 年6月15 日的全國債務是14,344,566,636,826.26 美元（或許中國願意少算我們26 美分？）
至於第四項挑戰，也就是礦物燃料對地球生物圈所造成的威脅，是能源消耗激增所直接導致的結果，所以也就是透過全球化與採用自由市場經濟（特別是在亞洲）而實現的經濟成長直接帶來的結果。如果我們無法發現豐富、廉價、清潔、可靠的新能源，供所謂的「新美國人」未來之用，那麼我們就承擔了燃燒、窒息、暖化、煙化我們地球的風險，而且速度將遠比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所預測的更快。
然而， 這也意味著能提供豐富、廉價、清潔、可靠新能源的科技將是下一個嶄新的全球產業。能源科技（Energy technology），ET 將會是新的資訊科技（IT）。ET 產業蓬勃發展的國家，將享有能源安全，提升自身的國家安全，進而對全球環境安全作出貢獻。而這也將是創新企業的重要基礎，如果不能發明更聰明的材料、更聰明的軟體、更聰明的設計，企業也就無法製造更綠能（greener）的產品。如果不能在下一個全球大產業中擁有領導角色，實在很難想像美國人如何能維持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
這四項挑戰的共同之處是都需要團結行動。這些挑戰太過龐大，單一的政黨或大眾之中的一小部份人都無力因應。每一項都是全國性的挑戰；只有傾全國之力才能應付。當然，成功的反應也需要每個人去做正確的事情。勞工必須讓自己具備獲取高薪工作的技能，而企業家必須創造這樣的工作。美國人必須減少消費增加儲蓄，並接受更高的賦稅。個人、公司、企業必須減少使用礦物燃料。可是為了在每一個範疇產生合宜的個人作為，我們必須提供誘因、規範和制度去加以鼓勵，而這都是集體的任務。
因為這些挑戰必須全國團結一致去應付，因為應付這些挑戰需要努力與犧牲，更因為這些挑戰全都涉及國際層次，所以用借用國際競爭與衝突的論述來討論似乎也是很自然的。肯楠在他的「長電報」中感受到的挑戰是一場大戰。但是今天我們國家所面對的四大挑戰則必須用不同的架構來理解。在我們看來，自然界演變的進化動力似乎為我們提供了適當的架構。進化的驅動力量是適應環境。當年肯楠力勸美國人去對抗新敵人，而我們則呼籲美國人要去適應新的環境。
數億年來，數以萬計的物種（植物與動物，包括人類）存活了下來，原因是他們的生物特性容許他們去適應環境——也就是讓他們能成功繁殖，從而讓基因永久留存。如果灰色蒼鷺比白色蒼鷺更容易偽裝，躲過掠食者的捕獵，那麼存活下來的灰色蒼鷺就會越來越多，白色蒼鷺越來越少，然後經過一代又一代的繁殖，直到最後所有的蒼鷺都是灰色的。（「適者生存」這個詞彙常被用來描述進化（evolution），意思是生存下來的都是最能適應的。）
物種生存的環境發生變化時，適應力就格外迫切需要。鳥類可能會遠離原先的棲息地，飛到另一個島嶼，至於能否存活下來則取決於能否適應新家園。而整個物種能否存活下來，則端視其適應力是否能成功地遺傳給其後的世代。
科學家相信，六千五百萬年前，一顆巨大隕石或一連串的隕石衝擊地球，引發大火風暴，使地球覆蓋在煙塵裡，造成四分之三的物種滅絕，包括當時主宰地球的恐龍。
冷戰的結束與接續而來的挑戰，為我們的環境帶來根本的改變。只有個人、企業與國家適應新的全球環境，美國才能在未來的數十年裡繁榮發展。冷戰結束不應該讓我們鬆懈與志得意滿，而應該是集合眾人力量去適應我們創造出來的新世界。
我們要把自己當成獅子，剛剛征服熱帶大草原上的所有獅群，成為所向披靡的萬獸之王。結果我們這一向以來直到現在，都還是讓自己冒著變成恐龍的風險。
不過，拿進化對於某些物種的影響來類比主權國家遭遇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變遷衝擊，可能在某些關鍵面向並不見得可行。舉例來說，生物學上的適應可能必須跨越幾百個世代，然而我們此刻所談及的適應卻必須在幾年內完成。而且物種能否適應環境，取決於不可控制的基因碼，但相對的，個人、團體與國家卻可以瞭解環境，並審慎進行必要的調整，以求在新環境中繁榮發展。恐龍無法避免滅絕，但是美國卻可以選擇迎接挑戰，採取適當的政策來避免滅絕。
美國面臨的並不是滅絕問題，但這個風險確實非常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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